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中国命运的天平正剧烈地摇晃着。
在这5个月的时间里，中国大地上骤然展开了一幅气吞山河的战争长卷，三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史诗级战略大决战接连开打，而战争的结果完全改写了五千年古国的命运轨迹。
在东北的棋盘上，中共将棋子重重压在锦州这个咽喉之地。1948年9月12日，东北野战军70万精锐突然南下，先进的炮兵纵队以每分钟300发的密度轰开辽西走廊。
国民党固守沈阳的决策让55万国军陷入绝境，当廖耀湘兵团在辽西平原被分割围歼时，东野的坦克履带已碾过沈阳故宫的砖石。此役歼灭国军47.2万，解放区面积暴增148万平方公里。
1948年11月6日，淮海平原的烽火接踵而至。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组织60万兵力与80万美械国军展开钢铁洪流大绞杀。我军在这场“小车推出来的胜利”中动员了543万支前民工，他们用88万辆独轮车构筑起世界战争史上最庞大的人力补给线。
平津战场的硝烟中，傅作义50万大军困守孤城。我军以“围而不打”的精妙策略，让天津29小时陷落的炮声成为北平和平解放的前奏。1949年1月31日，红旗插上正阳门城楼，此役歼敌52万，这座千年古都完整地回到了新主人的手中。
决定战争的胜败的因素很多，比如兵力、武器装备、经济实力等客观因素，也有人心向背、将士是否用命等原因。而有了这些条件以后，最高统帅的作战指导是否正确无疑是起到关键作用的，乃至起到决定作用的。
大家知道，我的主业不是研究历史，而是服务创业者和成长型企业，但我相信历史中既有当下的说明书，也有未来的指南针。我们通过学习和讨论历史上发生过的事，以期对我们的创业、工作以及人生成长有所启发。
指挥战争是极其考验一个人的综合能力，尤其是领导能力。而指挥战略大决战就是这种考验的最高难度。我相信，每个志存高远的人心里都有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梦，如果难以实现，我们便以历史旁观者的身份，去仔细观察和思考真正的统帅是如何在这场巅峰大对决中布局和落子的。
先看他们各自的人生底色。
毛本来不是一个军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有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
既然如此，教员是如何成为最一流的军事统帅的呢？他的方法论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
这有两层意思。一是要投身到战争的实践中去，否则就谈不上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二是要在战争的实践中要用心去想、去琢磨，不断总结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并以此校正自己的认识和行动。
更重要的是，要把战争中遇到的问题提高到较高的原则上去思索和解决，这就是研究战略问题。这个方法论其实是可以指导我们做一切事情的。
教员的军事思想浓缩起来就是四个字——实事求是。这对于我们来说似乎是老生常谈了，但这个世界上最精华的道理往往就是这么简单和朴实无华，以至于被大多数人所忽视。
打胜仗要的就是实事求是的能力。战争的目标是什么？作战计划是什么？我方的情况是什么？敌方的情况是什么？外部影响的情况是什么？种种问题都需要实际而具体地回答。
而且诸多问题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所以又要面对新问题调整自己的目标和计划，使得作战部署和指挥尽可能地符合实际情况。
要尽最大努力做那些实际上可能做到的事情。而不是凭自己的主观臆想去瞎指挥，整天说一大堆对实际工作毫无推动作用的空话、套话；也不是为了求得一些心理安慰，去追求形式上的工作和努力。（可参读《决战在即，毛泽东和蒋介石是如何召开战略会议的？》这篇文章）
这里需要提一点，教员有一个很重要的战争原则，叫做“首战必胜”。他历来强调“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全局因而转成立优势。”他说，“第一个战斗，关系非常之大。第一个战斗的胜败给予极大地影响于全局，乃至影响到最后的一个战斗”。
那么，如何做到首战必胜呢？教员有归纳了三点。
第一，必须打胜。必须敌情、地形、人民等条件都利于我，不利于敌，确有把握而后动手。否则宁可退让，持重待机。机会总是有的，不可率尔应战。
第二，初战的计划必须是全战役计划的有机序幕。没有好的全战役计划，决不能有真正好的第一仗。
第三，还要想到下一战略阶段的文章。
为了达到初战必胜的目标，教员常常采用奇袭作战的方式，就是出其不意、趁其不备地打上去，有时还需要以佯动造成对方的错觉。
比如辽沈战役中，锦州的战略地位众所周知，解放军进攻锦州前，却故意造成要进攻长春的假象，等到主力部队突然包围义县并切断锦州同关内的陆路交通时，国军方才如梦初醒，仓促进行调整，搞得兵荒马乱。
又比如平津战役中，为了不吓跑敌人，一口气吃下整个傅作义集团，教员采用了“隔而不围”、“围而不打”的策略。这在战争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也起到了奇出其不意的奇袭效果。
这种求胜的战法，本质上还是遵循了实事求是的思想精髓。
再看看蒋的情况。
蒋是一个真正的军人。他先后在保定军官学校和日本士官学校学习过。在大陆期间，他担任最久的职务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大家习惯用“委员长”或“委座”来称呼他。
委座曾在辛亥革命率敢死队攻占浙江巡抚衙门，但此时他仅是地方革命团体中的中层军官。1916年引荐他加入同盟会的贵人陈其美遇刺后，他失去政治靠山，转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从事投机业务，期间与江浙土豪们建立了联系。
1922年陈炯明炮轰广州总统府，委座冒死登上永丰舰护卫孙中山四十余日，由此被孙视为“最可信托的军事人才”，为后面的起飞打下了基础。
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委座凭借与孙先生的特殊关系出任校长。他通过种种手段，将培养革命军官打造成强化个人权力的“小站练兵”，有了属于自己的基本盘，逐步掌握军政大权。
委座虽然不到40岁时就担任北伐军总司令并领导了一些胜利，但他的强项并不是军事。正如对他十分了解的老同事、实际领导北伐军政治工作的周公评价的那样：
“作为军人，他不怎么样。作为一个战术家，他是一个拙劣的外行，而作为一个战略家则或许好一点。”“他的政治意识比军事意识强，这是他能争取其他军阀的原因”。
委座先后打败过李宗仁、冯玉祥、唐生智、阎锡山、陈济棠等大佬，但仔细一看，他在军阀混战中并没有表现出高超的战略指导和作战指挥能力，更多的是依靠政治分化和金钱收买。
蒋桂战争，他以2,000万元收买桂系李明瑞倒戈，进而击溃李宗仁。中原大战，他又以资助3,000万元现洋为条件联合张学良东北军，打败了阎锡山、冯玉祥的联军。